阮啸仙的审计监督理念
在中国现代审计史上，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名字——阮啸仙。阮啸仙是中国共产党审计工作史上的重要人物。他1933年冬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阮啸仙青年时代研读了很多凝聚中国传统文化的著述，192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开始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中国社会，逐渐明晰了对政府财政和官员进行监督的观念，从事党的审查、监督工作的经历，又使他不断地获得感悟和体会。
阮啸仙（1898-1935）
阮啸仙，1898年8月生，广东河源人，是广东地区青年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是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重要领导者。
青春与梦想
这个农村少年有一个梦想，在《学生与爱国之道说》的作文中满怀深情地写道：“抑将以爱国之尽为敬业之心，与修其德，扩其知能，强其躯干；专心致志，勇往直前，尤其惕励，日昃不遑。”
那一年，他16岁，因家境艰难失学近4年后终于重新踏入学堂，从广东义合镇下屯村来到河源县城。在内忧外患的军阀混战局面中，他博览群书，试图探索中国的出路。
1918年3月，阮啸仙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简称“甲工”）。从偏僻的山村来到繁华的广州城，正碰上了一个被他誉为“新潮怒放”的新时代。“五四运动”的大潮中，这个年轻人锻炼为杰出的青年运动及农民运动领导人。他辗转大江南北，从事土地革命及武装斗争。
1921年春，阮啸仙参加广东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2年秋，受广东党组织的委托，负责筹备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员会的工作，被选为团区委书记。1923年8月，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阮啸仙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组织干事、广东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和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是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之一。阮啸仙主要精力是从事农民运动，他的足迹遍及岭南岭北的广大农村。当年广东农村曾流行着这样一首赞扬他的童谣：“阮啸仙，阮啸仙，农民见了哈哈笑，地主见了哇哇叫！” 在长期领导农民运动的斗争中，阮啸仙不仅研究广东的农民运动，而且对湖南、广西、湖北、四川、山西、陕西等省的农民运动以及外国的经验材料也作了广泛的研究。他所撰著的《中国农民运动》这部著作，是我党领导下近代中国农民运动的经验总结，是指导当时农民运动的重要作品。
苏区卫士
阮啸仙1934年任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任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审计工作的先驱，是人民审计制度的奠基者。苏区群众中，至今还流传着许多阮啸仙秉公执法、清正廉洁的感人故事。
1933年9至10月间，阮啸仙由中央交通员带领，从上海坐船到汕头，搭火车到潮安，乘船到大埔，然后步行到福建汀州，由中央苏区派来的4个红军大学战士护送，辗转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江西瑞金叶坪村。阮啸仙到瑞金不久，即1934年1月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又在瑞金召开。阮啸仙出席了大会，并继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2月3日，阮啸仙被中华苏维埃临时人民政府任命为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成为我党第一任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是人民审计制度的奠基者。中央审计委员会，是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领导下的中央政府的一个重要部分。其主要职责是审核国家的年度收入与支出，监督国家预算的执行。
1934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中央审计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审核国家的年度收入与支出，监督国家预算的执行。中央审计委员会由5至9人组成，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任命，设主任、副主任各1人，其他人员按需设置。阮啸仙就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后，起草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审计条例》。
工作中的阮啸仙
阮啸仙上任伊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健全各级审计组织，选派各级审计干部；按照法律规定，在省及中央直属县（市）设立审计分会，选备审计人员。阮啸仙对审计人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提出了“六不准”工作纪律，即“不准偏听偏信；不准弄虚作假；不准漏查或使用概数；不准徇私用情；不准吃馆子或吃公饭，外出审核一律自带干粮；不准收受被审人员任何物品”，并要求审计人员熟记和坚决执行。他常说：“自古正人先正己，凡事必须以身作则，以身示范，这样才能树立起一种正气、硬劲，没有正气难以审查出问题，没有硬劲难以除弊。”
随后，他亲自起草的《审计条例》，由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审查通过并颁布实施，以命令形式于1934 年2 月20 日公布，成为中华苏维埃政府第一部审计法规。审计职责明确后，阮啸仙从中央机关入手开展审计监督工作。他随后带领中央审计委员会一班人，围绕“开展节省运动”这一中心开展审计工作，展开对中央政府、国家企业、群众团体，以及省和中央直属县的预算、会计、经济开支、财政收支等的国家审计。同时，借助审查账目的有利条件，揭露了土地部、中央印刷厂、邮政总局等单位的贪污现象和腐败分子，中央审计委员会的审计结果，全部都在中央苏区的报纸——《红色中华》上公布，创审计公开之范例。经过10多天的努力，中央各部的财务情况基本搞清楚了。随后，他克服体弱多病的困难，带领审计人员对中央直属县瑞金县、中央印刷厂、邮政总局、贸易总局、粮食调剂总局等单位进行了审计，查出了大量问题，追回了大量不合理的开支费用和贪污款项，贪污分子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血洒青山
1934年8月，由于王明“左”倾错误指挥，中央苏区红军战事屡遭失败，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9月，阮啸仙奉命调中央赣南省委，担任省委书记兼任军区政治委员。虽受命于危难之际，但阮啸仙不计较个人得失，仍然保持坚强的共产主义信念，一到任就投入到牵制敌人，掩护主力红军集结，实行战略大转移的紧张工作之中。中央主力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长征后，中央审计委员会的大部分人员随队长征，党中央决定阮啸仙同志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斗争。阮啸仙奉命与项英、陈毅等领导人，留在赣南坚持游击斗争。此时，苏区的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敌人以重兵设置重重包围圈。阮啸仙不顾身患重病，以于都、安远、兴国、信丰等县为中心区域，领导赣南地方军开展游击战争。11月，中央苏区的全部县城陷于敌手。
1935年3月，根据中央二月指示精神和中央分局分九路突围的部署，阮啸仙和赣南省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等率独立第六团和赣南省党政机关干部1800余人，从于都上坪山区出发，向安远、信丰方向突围。此时，安远和信丰驻有国民党粤军三个师和一个独立旅，装备精良，且在这一带筑有坚固碉堡，重兵防守。由于山高林密，敌人封锁十分严密，1800多人的队伍目标太大，容易被敌人发现，也不易展开与敌作战。为此，阮啸仙与蔡会文果断决定：“以连或两连为单位”“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到三南与河西去活动”。在阮啸仙等人的指挥下，部队急行军，并与敌人激战后，冲破了国民党粤军在于都县马岭和赣县牛岭的封锁线。
阮啸仙牺牲处——信丰县安西上迳枫树庵上小埂
1935年3月6日，当部队突围至信丰安西上迳枫树庵上小埂时，阮啸仙不幸被敌人子弹击中，壮烈牺牲，年仅37岁。1935年4月，陈毅在信丰油山闻此噩耗，含痛写下一首感人肺腑的诗篇《哭阮啸仙、贺昌同志》。诗句中的“阮誉传岭表”“审计呕心血”，是对阮啸仙一生功绩的最好总结。
作为首任苏区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阮啸仙领导审计委员会监督检查苏区政府各机关账目，卓有成效地开展审计工作，保证了苏区经济的良性运转，通过审计实践为人民审计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9年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联合组织的评选活动中，阮啸仙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阮啸仙制定的“六不准”审计工作纪律，出台的第一部《审计条例》，至今仍是审计工作的基本制度基础。在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支持下，阮啸仙组织了肃贪“突击队”和清腐“轻骑队”，在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掀起了一场以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为主题的“审计风暴”，严肃了苏区财政纪律，使苏区各级政府在执行财经制度以及机关作风方面发生了明显变化，不正之风得到很快遏制。阮啸仙与当时的全体审计人员被誉为“苏区经济卫士”。
《阮啸仙文集》中收藏了《把“节省每一个钱，为着战争，争取前线上的胜利”提到福建省苏面前》的文章，这是阮啸仙1934年6月审查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三月以前行政费透支理由报告”后撰写的，发表于1934年6月19日的《红色中华》。文中分析了福建省苏财政部行政费透支的原因，批评其存在的“惊人的浪费”，认为“这里不仅是浪费”，还有“办公散漫，不遵守预决算制度”“省苏各部这一时期工作的转变，还未有可观的成绩”。文章还对报告说明的透支理由进行了批驳，表示“当着‘死亡或者胜利’的决战关头，我们没有时间找别的话向省苏说了，只有把‘节省每一个钱，为着战争，争取前线上的胜利’提到福建省苏面前”。
这篇文章文风犀利，揭示问题一针见血，不遮不掩，充分显示了革命战争时期审计人无私无畏的工作作风。在阮啸仙的领导下，中央苏区的审计制度迅速建立起来，审计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使中央和各级政府在执行财经制度以及政府机关作风方面发生了明显变化。尤其在反贪污腐化和反浪费斗争中，不正之风很快得到遏制，并在苏区节约运动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不仅为苏维埃政府赢得了“空前廉洁政府”的赞誉，还为红色审计监督事业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提出政府接受民众监督 群众参与国家管理
阮啸仙非常赞成“提倡平民主义，打破军阀制度”，提出要对政府进行监督。他1921年撰文写到：无论商工农士，都要出来争人格，谋自由，监督政府……共和民国才有生气。认为“人人怀着升官发财的念头，自私自利的野心，不从根本上解决，目的上做功夫，虽说是十年百年，恐怕没有成功，还恐愈弄愈糟了”。
阮啸仙认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苏维埃政府，可以让群众检查；可以将政府办理的事情向群众报告，让群众参与管理；对专靠做官、不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府人员，群众可以将其撤换。阮啸仙在1930年撰写的《苏维埃政权的特点》中指出：“苏维埃是工农群众自己的政府”“便很容易检阅自己的错误，容易恢复自己在战争中所受的损失，这是从来任何国家机关所未曾梦见的。因为群众自然而然的知道自己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非常愿意的来纠正其错误”，“苏维埃政府的人员……他们可以将自己群众的生活情形向政府做报告，又可以将政府办理的事情向自己群众做报告”，使群众亲身了解政治生活，“自己参加自己的事”“一切法令及重大问题……是经过会议然后坚决的执行……这是最好的工农民主共和国家。”
重视调查取证 查实问题并提出切实措施
阮啸仙是中国共产党大兴社会实际调查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他概括的农民运动斗争七条经验，第一条就是“宣传口号一定要根据实际调查研究所得……”“事前应有很好的准备，和充分的宣传，才可以提出行动的口号和政纲，所以调查和宣传的工作非常之重要。”
在《中国农民运动》中，阮啸仙总结了五种方法作为农民运动的准则，即调查、宣传、组织、训练和策略。调查分为五个方面：经济调查、政治调查、教育调查、农村组织调查、风俗习惯调查。对于经济调查，阮啸仙具体列示了调查的内容“耕几亩田？收几石谷？除田租、肥料、人工、食用外，有没有盈余？是否须种薯类、豆类、茶、花等件，以补助其不足，甚或须抬轿、拖车以助其生活？”还指出如何调查才能获得需要的材料：调查的方法，切不可直接询问其内幕，免起他们的怀疑或惊慌，可从中观察或无意说话间得到之，较为妥当，总之能调查确实毋使人怀疑为标准。
主张重点对单位领导的错误进行纠正和问责
政府官员和单位组织的领导人的执行能力对于政策和措施的落实、政府为人民谋取福利、防范违法违纪起着重要作用。阮啸仙早在1925年就主张：撤换藐视功令之政府官员也。对于自己领导下的共产党粤区支部，阮啸仙同样提出：如旧的职员（书记）失职，则令其改组，提择良好分子担任职务；如各同志对于团体观念薄弱与违背本团主义或政策时，则解散亦所不惜。自1927年末开始各地苏维埃政府在南方相继成立后，1930年阮啸仙从六个方面论述了苏维埃政府如何才能成为工农自己的政府，在其中他谈到：“苏维埃政府的人员……不好的，就要请他滚开去……谁能够摆官僚的空架子？”
在苏区实行开源节流的、反贪倡廉的背景下，阮啸仙认为领导干部必须学会管理经济，领导干部不学会管理经济，就不能保证预决算制度的执行。他指出：“有些工农出身的干部，不会写算，不懂管账，差不多成了一般的现象，在这里应警觉我们，提高热忱学习管理自己国家的财政。”
认为审计不仅要揭示问题 也要表扬先进
阮啸仙所领导的审计委员会褒贬得当，既批评存在的问题和揭露贪污浪费，也表扬取得的成绩，从正反两个方面树立样板，用典型的经验教训指导全面工作。
在节省运动审计中，对于一些执行节省方针成绩显著的单位，阮啸仙及时加以表扬，树立好的榜样。审计委员会稽核了瑞金经济开支总结，发现该县节约开支的成绩很大，于是就此事在《红色中华》报上表扬了瑞金县，指出：“因执行集中指导与个人负责制有了新的转变，工作反而紧张起来了。这说明人委会为着提高劳动纪律，增加工作效能，来从（重）新规定工作人员数目，开展节省运动之完全正确。瑞金县苏坚决执行这一指示，是值得赞扬的。”
推行审计结果公开 提高审计的影响力
阮啸仙在主张人民对政府监督的思想中，就多次提到要财政公开，向群众公布政府事项。1934年3月-9月，在对政府预算、国家企业等进行审计后，阮啸仙起草或审阅签署了中央审计委员会的七个总结，如《审查三月份中央政府预算的总结》《审查国家企业会计的初步结论》等，全部发表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上。
这些总结内容丰富、切合实际，增加了审计工作的透明度，使根据地人民了解各机关单位的运行和党的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有利于加强广大干部群众对政府及有关部门、机构的监督，充分发挥审计纠错防弊、推动各项工作改进的作用，提高审计的影响力。
阮啸仙的加强财政监督、深入调查取证、对领导干部进行监督、从正反两个方面反映审计情况、对审计结果公开的审计监督思想，深刻体现在了审计实践之中。阮啸仙所带领进行的审计活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审计工作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仅体现了早期审计工作的依法、有序和富有成效，而且也为之后继续加强审计监督、推动执行财经纪律和建设廉洁政府奠定了成果基础和经验积累。